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名叫Chalu的年轻人时他还不叫朝禄，这名字是后来我起的，当然，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任何一个名字。
当时我身处一家群魔乱舞的酒馆，一旁贴着几张设计丑陋的艳丽海报，最显眼的是一行外语，勾勒出的酒吧名字：杜瓦利尔没有雨，而在大多数时候人们简称它为下雨酒馆（Rain D）——一种毫无敬意的反义缩写，彰显了这地方的人的漫不经心的处事态度。
游客和来此经商的人们喝酒、唱歌和跳舞，开门就看见的地方都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好在我对地形十分熟悉，毫不费力就摸到了门厅后面的宽敞处。
那里有热奈尔专门为我买的沙盘——当然，那女人不可能好心到资助艺术，只是认为这玩意很有那幺几分附庸风雅、顺便可以揽客，于是允准了我的再三请求。
事实上，被热奈尔捞到南岛以后，我成日从事的不是刷盘子就是擦酒瓶这类体力劳动，心情平静，能够耐心思考抽象的事物，画技稳步提升，是以朝禄摸来这里时我在画一片咆哮的海，浪要高，飞鸟要逃，鱼群要惊恐。然后朝禄来了，隔着一排被海报贴得斑驳不堪的玻璃，我们对视，三秒钟——短到只够我拎起沙子转过一个念头，他已经飞速打完了字，举着手机问我的画叫什幺。
我指向一旁的海报，上面写得明明白白，今晚他们的主题是“时间不回来”，所有的人都得唱这个、跳这个、聊这个，我也是，我得画这个。艺术区不是法外之地，没人能够违逆热奈尔女士的要求。
可他摇了摇头。我是问你的画的名字叫什幺？
朝禄那年二十出头，卷头发、大眼睛、棕皮肤，耳朵上打了一串洞，全都塞着金色的坠子，手腕上也是几条金链，稍有动作便整个人都叮呤咣啷的，像串风铃——我猜跟他的肤色有关，谢天谢地，这一身金饰倒不显得庸俗。我擦掉了海，画悬崖边的树，画一个冬天。我跟他说这画没有名字。
他点点头，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示意自己听力没有问题，能听懂。接着他又打字：你画得比他们都好，这样的画也没想起个名字吗？
冬天枯败树木的遒劲触感需要擦细节，我没空理他，摇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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